没来由的,他开始重新思考起那个几天前因洗碗被放到一边的问题:死亡是否分好坏?
此时的他刚从朋友家回来,脱下鞋子和外套,坐在了沙发上。他觉得这个话题未免有些轻浮,于是开始播放起 spotify。第一首歌是《怒放的生命》,这并不好笑,但是他决定尊重汪峰和骰子。
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死亡必然是有好坏之别的。例如在春天死好过在冬天死,而在秋天死会再更好一些。因为那时气候更干燥凉爽,不会让人汗茸茸的,一来在意识消失前不会被潮湿的触感所困扰,二来不会过于麻烦别人。但他转念一想,比起死前所需要承受的痛苦,气候和旁人的想法也许没那么重要。
那什么是重要的呢?他捡起烟灰缸里一枚较长的烟蒂点了起来。这是个古老的问题。跟所有古老的问题一样,他脑海中浮现了很多,不知是何时何人递给他的似是而非。例如,重要的可能是将死之人一生所取得的成就:他帮助、改变、奴役、碾噬过多少生命。他觉得可以找把尺来,把世上存在过的,帮助过和伤害过最多的人放在尺杈的两端,那么所有死的价值都可以被度量。
多么无聊的想法!他为自己的念头所感到羞耻,但同时又隐隐感到哪里出了问题。于是他开始翻找自己的日记,那是两个月前关于《十三邀》一期关于珍·古道尔的采访:
珍聊起她被特朗普和马斯克攻击的经历,像极了在三番 downtown 过马路。红灯转向绿灯,该你走了。然而就在这时,一辆车突然从角落杀出来,擦着你身子飞驰而过,按着喇叭闪着远光灯。她说起在一个自然资源有限、人口不断增长的星球上,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发展是不合逻辑的…
他继续往下读到,应该就是这里。
… 她开始引用莎士比亚《凯撒大帝》的段落: Why, man, he doth bestride the narrow world Like a Colossus, and we petty men Walk under his huge legs and peep about To find ourselves dishonorable grave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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